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 PDF HTML
报告摘要
2019年底，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接受了一起外卖骑手在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欲寻求确认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的法律援助案件。该案当事人邵某某从2017 年10 月起成为“饿了么”专送骑手，在北京从事全职外卖配送工作。2019 年4 月28 日晚上11 点多，邵某某在工作途中摔伤，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此后，邵某某经过北京劳动仲裁、重庆法院一审、二审、北京起诉及再次申请劳动仲裁等多个程序，却因无法确定谁为用人单位而陷入权益保障的困境。中心作为一家专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意识到邵某某的艰难是千万外卖骑手的一个具体缩影，其本质上是由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在现实中演变出的复杂形态所致，而这些隐藏在外卖系统内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和讨论。
为了全面了解外卖平台用工模式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中心决定对此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经过近三个月的时间，中心实地走访配送商站点、电话调研灵活用工平台，并与相关行业专家深入交流，在 50 多位具有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帮助下，从公开新闻、研究报告、年报财报中收集了与骑手相关的各方面数据，研究分析了几乎所有与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司法判决，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 1907 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最终发布本报告，希望为国家下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
自 2008 年起，随着平台经济的出现，我国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就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指出，2020 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 8.3 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 8400 万人，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631 万人。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外卖餐饮行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截至 2020 年，我国外卖市场规模已达到6646.2 亿元，同比增长2965.6%。在这千亿级市场上，美团和饿了么包揽了90%左右的市场份额，平台上累计活跃骑手数量超过1000 万人。
仅仅10 年间，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就经历了复杂而快速的演变，并逐步发展出3 大类及 8 种主要模式：（1）传统模式：在外卖平台出现以前，餐馆往往自行雇佣员工从事配送工作（模式 1）。随后，外卖平台出现，并开始为餐馆提供统一配送服务。在外卖市场规模化早期，外卖平台主要通过自行雇佣骑手（模式 2）或劳务派遣（模式 3）等方式完成配送，截至当时，外卖平台用工模式中规中矩，并受到劳动法的全面规制。（2）众包模式：到了外卖市场发展中期，各大平台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开始引入“接单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职工作”的众包模式。起初，外卖平台往往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模式 4）；但很快，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将其本应承担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模式 5）。（3）专送模式：几乎在众包模式出现的同一时期，外卖平台开始大规模调整传统模式下的骑手“编制”，联合配送商将传统模式转为“表面外包、实质合作用工”的专送模式（模式6）。由于外卖平台市场优势地位明显，掌握着对下游配送商市场的绝对定价权，专送模式逐渐开始变形，演变出网络状外包（模式 7）和个体工商户模型（模式8），这无疑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中心检索了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几乎所有与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判决，在此基础上对2016 年4 月至2021 年6 月五年多时间内1907 份有效判决进行了研究，从中可以清楚看到：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通过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和灵活用工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一步步打碎，从而将其悄然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具体而言：（1）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难，认定比例（“认劳率”）由传统模式中的 100%降至 45-60%；（2）复杂用工模式下骑手劳动权益被 “区别对待”，法院开始视“场景”严重程度（人身损害抑或财产损害；伤残等级等）决定是否认定劳动关系，工伤案件的认劳率明显高于工作报酬或社保纠纷案件的认劳率；（3）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如今外卖平台的认劳率基本控制在 1%以内，而配送商也通过网络状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型将认劳率从81.62%成功降至46.89%和58.62%；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其自身担责率由100%降至15%以内。从判决中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大量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存在风险承受能力堪忧的问题，同时全国已出现了超过 190 万家“疑似骑手个体户”，并在个别地区呈现出集中分布的态势。
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快速演变，以美团、饿了么等为主的平台企业精心设计、巧妙推卸自己的用工主体责任，导致至少几百万的外卖骑手面临与邵某某同样的困境。这种局面不仅侵害了这些劳动者的权益，也破坏了中国的劳动用工法律制度。在厘清新外卖平台上复杂多变的用工模式及其演变逻辑和现实影响的基础上，中心总结出了当前外卖平台复杂用工模式带来的以下7 点问题与挑战：第一，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的合作用工方式人为打碎劳动关系，成为企业规避劳动法律、推卸用工主体责任的手段和工具；第二，外卖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甩掉高昂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以最低成本攫取最大利润，违背了权责益相统一原则；第三，配送商市场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的双重重压下脆弱不堪，平台用工模式因此产生畸变；第四，灵活用工平台缺乏监管，将专送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以灵活用工为名、行劳动关系之实；第五，不规范的合作用工致使骑手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也在透支社会保障福利，将企业私人成本转嫁于社会；第六，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由外卖平台收集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未得到充分保护，存在被删除、被泄露的情况；第七，众包骑手正逐渐从灵活用工转向粘性用工，其中特殊众包模式对劳动关系的界定构成挑战。
基于上述问题与挑战，中心分别从立法政策、行政监管以及司法审判层面提出9 大项 30 多条对策与建议：第一，充分认识尽快规范平台用工对国家及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第二，明确平台用工模式下外卖平台的主体责任；第三，允许并规范外卖平台以合作用工等方式分担劳动保障义务；第四，结合我国国情加强对众包骑手的权益保护；第五，调整社保结构、降低社保压力、激发企业活力；第六，加强政府监管，开展专项清理整顿，规范各种明显规避法律的做法；第七，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护骑手合法权益中的独特作用；第八，加强对骑手各类权益的司法保护；第九，培育专业劳动权益保障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培养专业劳动权益保障公益律师。
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20 年5 月，习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指出对“新就业形态”要顺势而为，“这个领域也存在法律法规一时跟不上的问题，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等。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2021年7 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发布了规范平台企业用工的指导政策，9 月10日，国家四部门专门约谈了美团、饿了么等大型平台用工企业。但问题是，如何破解当前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何保障邵某某这样至少几百万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伴随用工形态的变化，如何创新发展起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方之间利益平衡的新型用工法律制度？所以，当前国家采取的措施还只是开始，因此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去做。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长期致力于通过法律服务、立法政策倡导、培养专业公益律师等方式，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自 2005 年成立以来，中心共接待法律咨询案件超11 万件，涉及农民工超过30 万人次；共办结案件11828 件，帮助17201 名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3 亿元人民币。中心不仅帮助大量农民工依法维护了权益，也及时有效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为首都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心在办理案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实证研究，为国家法律政策的完善谏言献策。中心就外卖平台用工模式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不仅希望能够依法维护邵某某这样大量骑手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也能依靠劳动过上幸福的生活，也希望能对国家以及社会各界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所帮助，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修改于 2022-01-30